沈尧伊油画《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所标榜的“转折”之首要价值，便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深刻认同与坚定肯定。
论及遵义会议之际，毛泽东屡次提及的三位人物分别是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1945年6月10日，在中共七大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遵义会议实乃转折之关键，其对革命进程影响深远。然而，诸君须知，若无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自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离，遵义会议恐难顺利进行。同志们将赞誉之词归功于我，切不可忘却他们二人的贡献。”谈及王稼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下了一票“至关紧要”。至于周恩来，遵义会议不久后，毛泽东便对红1师师长李聚奎赞誉有加：“此次会议召开得甚为成功，恩来同志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三位杰出人物中，周恩来将军的军事生涯最为漫长，他所担任的军事指挥职务亦最为持久。1924年秋季，周恩来同志从苏联莫斯科返回祖国，此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常务委员，并兼管军事部部长一职。在五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继而又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同志再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随后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部部长以及中央军委书记。1931年12月，他抵达中央苏区，期间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委员，同时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红军长征前夕，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立，成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在湘江战役中，红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回顾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战事，红军的上下级几乎完全丧失了对“三人团”，尤其是对李德和博古的信任。在这一关键时刻，“部队的指挥实际上落在了周恩来同志的肩上”。（出自《周恩来传 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81页）
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中，周恩来虽始终投身于军事事务，然而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深刻领悟，却是他踏入农村后，经过时间的磨砺与实践的锤炼，逐步构筑而成的。
1931年9月的后半月，在共产国际的批准下，中共临时中央委员会于上海宣告成立。至同年12月底，周恩来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担纲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同僚包括毛泽东、朱德等。在过去的四年里，周恩来一直潜伏于白色恐怖之中，展开地下斗争（期间曾两度前往苏联）。因此，他对农村环境的认知相对有限，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也仅是略知一二。然而，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的情景来看，周恩来显然已开始深刻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价值。身为苏区中央局书记，他必须思考如何实施当时的“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所提出的“进攻路线”和“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他也亲身体验到“泽东凭借多年累积的作战经验，其兴趣亦专注于战争指挥”。因此，在宁都会议将矛头直指毛泽东，并提议将毛泽东召回后方，剥夺其军事指挥权之际，周恩来依然坚决主张将毛泽东留在前线。尽管毛泽东最终还是被调回了后方，但周恩来对毛泽东始终怀有深深的尊重。毛泽东调离前线后，新设立的红军总司令部由朱德出任总司令，而周恩来则接替毛泽东担任总政治委员。在随后的岁月里，李德、博古和周恩来实际上掌握了军事指挥大权，朱德的作用逐渐减弱。即便在决定红军长征这样重大决策时，朱德也未能参与其中。
为此，红军需摆脱逆境，军事策略上亟需转变方向。概括而言，自湘江战役以来，核心之题在于此时握有军事指挥大权的周恩来，是否能够智慧地“退位”，并在“退位”过程中发挥其独到而积极的效用。
历经宁都会议后的连串挫折，周恩来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理解日益深化。与此同时，他敏锐地察觉到红军众多指战员对李德等人积怨甚深。基于此，他得出一个明确结论：中国革命亟需一位如毛泽东般的“帅才”。这或许正是他主持召开的通道、黎平与猴场会议，普遍采纳毛泽东意见的深层原因。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与博古有过一次坦诚的交流。周恩来表示，我们党亟需一位精通农村革命之道的统帅。尽管我长期从事军事工作，但我深知自己的局限。你虽才华横溢，却对军事知之甚少，难以胜任领兵作战的重任。你我皆擅长具体业务，并不适合担任领袖或统帅。毛泽东深谙农民运动，历经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游击战、运动战的宝贵经验，堪称驾驭当前战局的智慧帅才。宁都会议后，他虽离开军队，但红一方面军却离不开他。自长征伊始，我便设法让他重返军事领导岗位。我坚信，凭借他的才华，定能带领红军突破困境。周恩来还强调，担任“书记”的角色并不关键，重要的是谁掌握军权，谁能够领导军队打赢战争。唯有在战争中持续获得军队拥护的人，方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
中国共产党为生存而战的不朽史诗》横空出世，这部作品不仅成为首部研究长征的英文学术专著，亦是学术价值极高的专著之一。时至今日，诸多国内外的研究学者依然引用其书中的资料与见解。
尽管本书尚未推出中文译本，然而作者随后的著作《周恩来传》亦颇具影响力。书中对遵义会议前后局势的深入剖析，无疑将有助于读者对该历史进程的全面理解。
《周恩来传》一书中指出，红军当时急需一位具备卓越指挥才能的领导者，他需擅长运用有限的资源展开游击战，并对红军所根植的中国农村社会怀有深厚的感情。显然，毛泽东正是这一理想人选。周恩来本人亦深有同感，他认为在农民革命中，找不到比毛泽东更合适的领袖人选。周恩来或许还察觉到，在政策制定和党务工作诸多领域，毛泽东的才智远超其他人。因此，自认更适合担任行政领导的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一跃而成为毛泽东的下级和坚定支持者。这种关系的源头，可追溯至遵义会议之前。“总的来说，尽管周恩来对毛泽东持有不少异议，但他仍然被这位传统而魅力非凡的领袖所折服。这一点十分明确。或许，那段在农村根据地的艰难岁月，已经消磨掉了周恩来在天津、巴黎和上海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城市化的锐气。”（参见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 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值得关注的是，朱德在当时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觑。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所述，毛泽东在1966年10月回顾遵义会议时明确指出，周恩来与朱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强调“若非他们，情形将更为堪忧”。此外，朱德的孙子朱和平将军于2016年9月接受人民网视频采访时提到，毛泽东得以参加通道会议，首要归功于朱德的建议。《周恩来传》亦记载，朱德以周恩来老友的身份（周恩来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向周恩来透露，“表示自己有意推举毛泽东”。这一行为对周恩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恩来传》认为，朱德的这一行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纪念朱德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遵义会议上，朱德同志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及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贡献了重大力量。”
“唯有在遵义会议后，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核心领导地位，方才拯救了革命与党，确保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著名历史学家、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主编金冲及曾言：“若无毛泽东，周恩来难以成就今日之周恩来。”“自青年时期起，周恩来便才华横溢，然而，真正使他能在正确的方向上充分发挥才能的，正是毛泽东的领导。此乃事实。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敬与维护，其根源亦在于此。”（张素华等：《说不尽的毛泽东》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第527页）1976年元旦，弥留之际的周恩来在半梦半醒之间隐约听到了广播，得知是毛泽东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已发表。他急忙指示秘书寻找当日的《人民日报》朗读给他听，此后又多次要求工作人员为他朗读。这两首词伴随周恩来走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天。
六会四渡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以及苟坝会议。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重获军事决策的话语权；而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建议，主张重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从而确保了四渡赤水战役的圆满结束。
◆黎平会议旧址。
在这六次关键会议中，核心讨论焦点集中在“红军的未来走向”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将发展方向指向川黔滇地区，而博古与李德则倾向于与湘西的红军2、6军团汇合。
通道会议（1934年12月12日）召开之际，与会同志普遍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战略调整方案，决定由湘西地区向黔川方向转移。
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8日）召开之际，与会者普遍认同毛泽东的正确观点，进而确立了我军转向贵州的战略决策。
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实则正式确认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从而基本终结了“三人团”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权力。
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毛泽东同志重返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之列。
扎西会议（举行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旨在深入贯彻遵义会议的精神，共同研讨并确定我军未来的战略进军方向。
在1935年3月10日至12日举行的苟坝会议中，毛泽东同志提议组建新三人团，以全权负责军事指挥事宜，该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与批准。
显而易见，这六次重要会议中，毛泽东的见解均赢得了党中央绝大多数成员的赞同，其观点亦主导了会议的走向。然而，会议的讨论与决议尚不足以证明一切，唯有通过实践的检验，即实战的考验，方能彰显其真谛。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历经四渡赤水，成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在川黔滇边境围歼红军的企图，赢得了战略转移中至关重要的胜利，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参观遵义会议旧址时，谈及四渡赤水，感慨地说：“毛主席用兵如神，堪称运动战的典范。”
◆《通道会议》（木刻画）。
无疑，四渡赤水之旅是一段错综复杂、波折多端的历程，每一步都潜藏着“险象环生”的挑战。面对极端不利的局势，红军凭借着常人难以置信的毅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最终实现了至关重要的战略转折。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每当遭遇挫折，毛泽东总能巧妙地将被动转为主动，灵活应对，即便战略目标屡次变动，他的战略方向却始终坚定不移。
四渡赤水的战役，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这不仅体现在他善于倾听他人意见，精于分析敌情——无论是从相关渠道获取的情报，还是对敌我双方的深刻洞察——更在于他擅长总结经验，将不利转为有利。尤为关键的是，他始终坚持战略目标，致力于向川黔滇地区发展，而从未考虑过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师。
遵义会议召开之后，红军随即迎来了土城战役，这场战斗标志着红军在新的战略指导下迈出的第一步。该战役由毛泽东倡议发起，并经红军总部审慎决策批准。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毛泽东再次提出立即撤退，随即部队启动了第一次赤水河的渡河行动。毛泽东在事后对此次失利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情报失误和轻敌心态是导致战败的主要原因。然而，他也从战略的高度对此次战役进行了辩证的剖析，他强调：“土城之战，虽然起初不利，但正是由于我们及时穿越赤水，成功摆脱了追兵，从而扭转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减轻了装备负担，丢弃了沉重的物资，这使得我们的行动更加灵活自由，更便于展开机动和游击战。”
土城之败催生了扎西会议后，中央迅速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该文件充分展现了毛泽东的运动战战略思想。《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强调：“为确保胜利，我们须精心挑选有利时机与地域，果断消灭敌人。在不利形势下，我们应坚决抵制那些毫无胜算的冒险战斗。因此，红军需频繁转换作战区域，时而东进，时而西出，或循大路，或走小径，或循旧路，或开新途，其核心目标，在于创造有利条件，争取战场上的胜利。”随后的二渡赤水战役，红军取得了长征途中最为辉煌的胜利——遵义大捷。这一战果，也标志着毛泽东“用兵如神”军事才能的初次彰显。
在苟坝会议的第二个关键时刻，毛泽东独自坚决主张不进攻打鼓新场。尽管与会者中二十余人均倾向于采取攻势，毛泽东仍毅然决然地辞去了自己的职务。然而，就在那夜，毛泽东找到了周恩来，并成功地说服了他。紧接着，周恩来召集中央领导人再次召开会议，最终决定撤销对打鼓新场的进攻计划。随后，毛泽东提议组建一个全新的军事指挥小组，由他本人、周恩来以及王稼祥共同担任要职，这一小组后来被历史称为“新三人团”。也就是说，在前一日会议上，毛泽东显得异常孤立，而转天便赢得了众人的信赖与支持。
◆苟坝会议旧址。
长年累月，各界人士纷纷探寻毛泽东如何成功说服周恩来，以及周恩来又是如何被说服的过程。其中，情报在其中的作用成为了关注的焦点。近年来，甚至有观点走向极端，认为四渡赤水的胜利，以及红军长征的胜利，都是情报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戴镜元这位当时负责无线电情报工作的人物时常被提及。戴镜元于2008年离世，生前留下了回忆录并接受了多次采访。这些回忆录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情报的价值，更深刻揭示了毛泽东“用兵如神”的指挥艺术。
“自那时起，我便意识到，机要工作本质上是一种工具，若没有英明领导者的运用，恐怕难以发挥其真正作用。”“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指挥员必须具备坚定的决心和及时准确的情报支持。缺乏及时准确的情报，正确的决心难以形成。然而，即便情报准确及时，若缺乏英明的领导者，情报也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进一步阐述道：“‘毛主席用兵如神’，这种‘神’源自何处？答案是正确的战略指导、英勇善战的指战员、积极支持的人民群众，以及清晰的战况分析。正是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红军所向披靡，不断取得更大胜利。这一点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得到了反复验证。”
戴镜元的文章，实则透彻地阐述了情报作用的真谛。在2005年6月22日的采访中，戴镜元曾提及，在苟坝会议上，“与会者二十余人几乎众口一词，一致支持集中主力部队进攻打鼓新场。唯有毛泽东持不同意见。尽管毛泽东竭力陈词，详尽地依据军委二局、三局提供的情报，深入剖析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与动态走向，阐述其反对的缘由，但鉴于众人急切求胜的心态，最终还是决定发起攻击。”“就在当夜11时，情报部门获取了黔、川、滇三地敌军动向的最新情报，其内容与毛泽东的判断不谋而合。”这一段回忆表明，面对相同的情报，毛泽东的分析独到而别具一格，事后亦被证实为正确。“倘若毛泽东当晚未作出此举，历史的走向或许将截然不同。”（石仲泉《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4页）
“新三人团”组建伊始，便迎来了鲁班场的激战。此役，红军虽遭遇挫败，亦可称之为一场败仗。对于这场战役的审视，普遍观点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场战斗是不得不为之的。尽管红军的损失略超国民党军，但从战略层面来看，红军成功争取了先机。
◆扎西会议旧址。
若进一步拓宽视野，便不难发现，四渡赤水的关键转折点实则发生在鲁班场的败绩之后。这一转折的显著标志，一方面是三渡赤水导致的蒋介石的致命误判；另一方面则是毛泽东在毅然决然决定第四次渡赤水时，将其视为红军转危为安的关键军事举措。
在蒋介石的眼中，红军于鲁班场战败后实施的三渡赤水行动，不过是一场溃逃。基于此，他坚信红军的战斗力已遭受重创，势必将分散进行游击战。据此，他主张采取在江西实施的“围剿”策略，以期一举将红军彻底消灭。他紧急电令各路部队加快修筑碉堡与道路，以收紧对红军的包围圈。同时，他断言，若红军继续得以存活，“吾等岂有颜面再立足于这世间！”
“严重紧急关头”“限时迅速渡毕”“高级首长亲自鼓动与指挥”“确保秘密”。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电报中明确指出，若渡河过程中出现任何不测，将对红军构成“最大危险”！换言之，若能顺利渡河，便意味着红军已成功克服了最大的险阻。
第四次横渡赤水之战，无疑是毛泽东“用兵如神”的第三个里程碑，亦是其中最为璀璨的一次。历史业已证实，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四渡赤水的战役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不仅赢得了共产党和红军内部的一致赞誉，更令国民党方面自叹弗如，感慨其才略之不及。
余绪：国际视野下的遵义会议与毛泽东的崛起
自1937年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以来，有关毛泽东的著作便如泉涌，持续至今。全球各大国均有众多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和专家。境外出版的毛泽东传记作品已达数百种，其中绝大多数作品对毛泽东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描绘，换言之，给予了毛泽东正面的评价。遵义会议及其与毛泽东崛起的关联，成为这些传记作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过阅读这些内容，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遵义会议与毛泽东崛起之间的紧密联系。
美国知名学者施拉姆，长期专注于对毛泽东的研究，其著作《毛泽东》中提到：“1935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政治局在彼处召开了那场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最终使毛泽东掌握了中国共产党的大权。”值得一提的是，众多研究毛泽东的西方学者和专家，均将施拉姆的这部作品列为核心参考资料，频繁引用其中的观点与资料。
“在遵义，毛泽东晋升为中共高层领导……他扭转了局势，击败了28位布尔什维克，并对长征进行了重新定义。”“周恩来转而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他历来正确，我们应当听从他的指挥。’谈及毛泽东时，周恩来如此评价。他主动提出辞去军事委员会的职务，并力主由毛泽东接任领导之职。”
“遵义会议期间，部分与会者之所以萌生在特殊时刻转而支持毛泽东的念头，并期待他挺身而出担任领导，背后实有具体原因所在。”“他们迫切需要一位根植于人民、天赋异禀的农民领袖来引领方向。”
“1935年1月，红军停留在遵义，随着毛的同僚们意识到，毛泽东一直是对的，而他们（尤其是博古、周恩来和李德）却一直犯了错误，毛泽东首次在党的领导层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在所有其他希望破灭后，他们不得不转向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肖特对四渡赤水的描述更是精彩：“毛泽东展示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动战，穿梭于云贵两省之间，让追兵陷入迷雾之中，连蒋介石的谋士们也感到茫然无措，甚至毛本人的将领们也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在上海，《中国周报》也认可道：“赤匪之中不乏智谋之士，否认这一点无疑是愚蠢的。”一位国民党的警备司令更是直言不讳：“他们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
肖特在文中亦着墨于苟坝会议之后的会理会议。在详述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对林彪等人进行严厉指责的情景后，他进一步阐述道：“尽管毛泽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他仍能展现出宽广的胸怀。在会理，毛泽东的目标是统一全党，将军事指挥权牢牢握于手中……而另一方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正确，而他们又一次陷入了错误。” “会理会议之后，军团指挥员们以及随军行动的党的领导人们，均不再对毛泽东的战略判断或领导权提出质疑。”
“会理会议对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实现了思想的统一，捍卫了团结，并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及中共中央中的领导地位。”
1999年问世的肖特所著《毛泽东传》以及2016年出版的王新生作品《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对于会理会议的论述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均认为毛泽东的崛起始于遵义，而其地位在会理会议中得到进一步稳固。
“蕴含着重新部署长征大计的深远意义，以及宽广胸怀中的豪迈设想。”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同志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此举实际上巩固了其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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